怒目金刚与慈眉弥勒——访陈澄雄
  发布时间:2017-08-31 10:18 文章来源: 网络编辑:李茹
 指挥对乐团演奏,最基本的要求只是整齐划一。而民乐个性强烈,乐器音色与音量个别都很突出,再加上演奏者高度的记忆能力毫无视谱习惯,又喜欢将曲调随兴加花,齐奏起来“和音”缤纷,与西乐的群性鲜明、技法统一、视谱合奏“和声”饱满,差异至为明显。应该如何驯服前者的个性、滋养其群性,同时使后者参照先贤江定仙所倡导的“民族演奏法”,让群性鲜明的西乐也能萌生“弹性音”,并可为曲调,“优雅的随兴”加花又不影响合奏的和谐?将二者调合鼎鼐,“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”而非庸俗的混搭渗杂,还要巧言“跨界”?这除了要靠作曲家的高度智能,更不能缺少指挥“再创作”的心血巧思。
这些,台湾指挥家陈澄雄了然于胸。所以他在日常居家生活中,书桌、饭桌、床边、案头都是曲谱,红蓝原子笔永不离身。他将西乐和民乐视作妻子和情人,贤内助老伴反成了“小三”。他自谦是勤能补拙,其实毫不夸赞,他的敬业的确是十分到位的。
 
学兼中西 融会互通
在早先历史上,由于中西音乐乐器与形制的不同,指挥的方式和功能也各异。中国音乐远自公元前1110年西周成王时期。音乐开始由野入朝创制礼乐。每有集体作乐,都是由其中演奏者之一,敲击铜质、木质或皮革绷制的乐器出声,以示乐音起止,此应是中式指挥的雏形。以后自唐宋以降的“打鼓佬”到民国的时髦称谓“司鼓”,尤其是武场全才型的击乐手,就更加进步深具指挥的涵义了。
至于西方,迟至纪元后的15世纪,在罗马的西斯廷教堂诗班(Cistine Choir),合唱时是用纸卷打拍。18世纪也曾风行过用键盘乐器当作指挥;19世纪初,渐渐改由首席小提琴挥弓。历史上作曲家兼任指挥亦所在多有。像贝多芬、门德尔松、柏辽兹、瓦格纳、马勒……便很有名。指挥成为一项专业性艺术,为时尚未满200年,但成长的速度与发展的质、量,都值得近代中国乐坛借鉴,取人所长,急起直追。因此,我们的指挥家最理想的,应该是既有作曲家的能耐,也有演奏家的功力,更进一步的,便是具有学兼中西且能融会互通的经验。这就是陈澄雄能够成为一个风格超然、形象卓立的指挥家的缘由。
由于陈澄雄的海外求知地是在奥地利,濡沫与习染了德、奥等民族国家巴洛克式人文艺术与他们的历史,所以他与几位早年也是留学德国的萧友梅、廖尚果(青主)等人有了先后隔代的默契。所以他在接掌台北市立国乐团任内,喜逢两岸海峡冰解雪融之初,就曾求知若渴地邀请过秦鹏章、彭修文、刘文金等大陆资深的民乐大师来台访问,当面请教。
他很能体会萧氏的“洋为中用”以及廖氏的“音乐最终的依归是诗意”(廖尚果是我国最早的音乐美学先驱,除作曲谱歌还有《乐论》《乐学通论》等专著),颇能谙熟其精义,理解其神髓。所以他偶尔也放下指挥棒,拿起笔来,作曲编配,将大家都很熟悉的肖邦《离别曲》、舒曼《梦幻曲》(台湾的陆空交通枢纽旅客大厅或百货公司打烊都听到),尤其是勃拉姆斯的《第五号匈牙利狂想曲》,改编成民乐的玉管丝弦来合奏,作为音乐会终场的返场曲目,令人惊喜、愉悦。此外继彭修文先贤之后,陈澄雄为他改编的《月儿高》古曲补遗,将十二段全部改编完成。上世纪四十年代台湾作曲家江文也在北京所作的《祭孔大成乐章》与《俚谣与村舞》濒临散佚的时刻,陈澄雄将原来的西洋管弦乐修订改编成民乐版,重现在台湾舞台。
雅俗并茂 赤子心肠
当看到陈澄雄举手投足、挥动指挥棒,一改西乐指挥家那份傲岸的贵族气,显现的是中国读书人那份儒雅的书卷气时,就会明白他在音乐作品原作者的意念与风格的基准上,引领乐团缔造了什么样的新境。这对作曲家而言,无论是锦上添花或雪中送炭,美学效果都是一种圆满。他指挥的肢体语言很会驭繁至简,细心圆融,掌握曲趣的缓急起伏、理性清晰、感性鲜明、十分干净利落,很容易令演奏家心神领会、了无窒碍、进入情况。他就是这样善用脑力、活用精力,而节省了体力。如果台下有些听众爱看像小泽征尔那样的个人秀,肯定会失望。
自从上世纪末1990年,英国首倡“文化创意”引领时潮,第一件轰动世界的音乐盛会就是将交响乐团,从皇室古堡宫廷或专设的金壁辉煌殿堂再复古还原,重回希腊、罗马盛世的露天半月形剧场或竞技场。结合灯光音响高科技,活化古迹废墟,由祖宾·梅塔担任指挥,举办了三大男高音“俗歌雅唱”,开启了新世纪雅俗共赏的音乐新时代。陈澄雄生而逢辰,刚好在台湾省立交响团上任甫过一年,上述的音乐信息、平面的静态纸媒、立体的电子视听立即传遍台湾,当然也丰富了他作为指挥又兼主管的思维,激发了他旺盛的企图心,他并没有辜负这个机遇。其实雅俗共赏,本来就是普结乐缘广交知音的最高公约数。这个新时代到来的很多原因之一,就是现代作曲家自命很前卫,害得活在今天当下的人难以入耳。所以对于“雅俗共赏”极富推波助澜的功能与三大男高音的音乐会堪称正反两面异曲同工。
音乐文化上的雅俗并非二分,只是精粗深浅一贯的渐层,不能切换拼凑;就像工艺巧手雕琢的翠玉白菜与原产矿石。杨荫浏修整后的《二泉映月》与盲丐阿炳(华彦钧)在街边巷口吹奏不知名的随兴曲调原型一样,雅俗相融,必经淬炼。陈澄雄有这种深度的认知。所以他绝不会邀请民俗乐手进音乐厅委屈专业乐手为他伴奏或合演;也不会让乐团的演奏家到乡村与民俗乐手厮混。反之,他广揽音乐家改编俚谣俗曲,再由演奏家、声乐家或演奏社团、合唱团在城乡各地演出,从“炼俗为雅”到“兴雅化俗”,这是社会文明必具的基础性文化工程(不只是音乐)。陈澄雄自幼及长都是被安定祥和繁荣开放的社会潜移默化,使他得天独厚、见多识广。再加上家庭礼佛的珍贵传统,懂得因果,时时不忘吃果实拜树头(台谚:饮水思源之意),所以才有这些细致的思维、周延的考虑和笃实的践履。
作为一个指挥家,就音乐的中西相融与雅俗并茂这二端,他的确成就非凡;他也不是天才,因为他的成就十之八九都出乎他自己“学”与“验”的恒久细琢与慢磨。可是,持平而论,也不能否定他确有天分(包括坏脾气)。因为天才必具的四个心理标杆:集中专一的精神、纵观全局的眼光、除旧布新的能力、赤子心肠(坏脾气的美称),将这四项印证他的成就,几乎每项都在七八成之上,尤其最后一样——耿介与直率。
所以,在乐队排练的时候,对于管弦合奏的整齐划一及音色明暗的控制、音量强弱的变化、速度快慢的处理、喜怒哀乐的调节、整体曲趣的创意,他都会巨细靡遗地要求大家捻丝合缝,分毫不差。表情严峻苛刻,说话疾言厉色,“混”字号演奏员很难过关。然而每当音乐会正式幕起,他一上台照例先向满座知音行礼如仪后,转身站定面对端坐待命的合作伙伴,则会频频颔首、和颜悦色,完全判若两人。于是,大家放松了心情,用个人最佳的状态,在指挥棒尖下逸兴遄飞,以最好的默契,流泻出最美好的音乐来。所以许多合作过的乐团音乐家,都为他冠上一个“魔鬼与天使”的谑称。不过,这幸好只是谑称,因为它显然有善恶对比的偏误。排练时个人的责任心使他“理直”,团队的荣誉感使他“气壮”,上了台心中有了把握,衍生了信心和信赖,所以变得“亲和”。这三种内在心态形之于外的,都是源于“惜缘”。应该说他是怒目金刚与慈眉弥勒的合体,允称得宜。 
 黄莹
 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/供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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